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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名媛幽雅谢幕 章含之的四个人生细节

2008/1/31 14:42:30 [稿源:南方周末] [作者:] [编辑:蔡娟]

  来源:作者:南方周末记者潘晓凌沈亮
  
  章含之跌宕起伏的人生,始终与中国现代史上三个风云人物——章士钊、毛泽东、乔冠华联系在一起。这往往让后人忽略,章含之在她的四个人生节点上,其实都由自己做出选择

章含之与乔冠华本报资料图片

漂亮的女人往往命途多舛本报资料图片

  1月26日,前外交部部长乔冠华遗孀章含之在北京朝阳医院平静辞世,终年73岁。亲属在史家胡同51号摆设灵堂,即日,宽敞的四合院内摆满了花圈。
  
  这座大宅院是民国时期著名报人、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家,1959年时由周恩来赠送,章含之是章士钊的养女。史家胡同距中南海不到5公里,它的小主人却在4年后,因偶然机缘,跨入红墙。
  
  红墙内的章含之,从主席的英语教师到外交部翻译,从亚洲司副司长到外交部部长夫人,其间卷入并见证了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1976年,章含之与丈夫走出红墙,身上已被卸去所有官职。
  
  这位漂亮、优雅的名门女子曾梦想做一名话剧演员,却万没想到,自己会被置于时代舞台的聚光灯下,演绎悲欢起伏的传奇人生。
  
  上书毛泽东改变人生际遇
  
  章含之的好友、外交部前同事薛谋洪曾建议她出回忆录,在封皮上注明,“总督孙女,总长女儿,主席老师,外长夫人”,绝对热销。章含之摆摆手,说,“我这一生,永远是别人的什么人,惟独没有我自己。”
  
  章含之跌宕起伏的人生,始终与中国现代史上的三个风云人物——章士钊、毛泽东、乔冠华联系在一起。这往往让后人忽略,章含之在她的四个人生节点上,其实都是由自己做出的选择。
  
  1935年,一名女婴诞生在上海,她的父母却因社会地位悬殊无法结婚。时为著名律师的章士钊收养了这个没名分的私生女,更名章含之。进入名门的章含之,从此过上富足体面的生活,也失去了平民女子的选择空间。
  
  12岁时,章含之被话剧《水仙花》(改编自《简·爱》)深深吸引,一度想做演员,但遭父亲严辞拒绝,“章家不能出戏子!”1953年,高考在即,章含之原本想报考清华大学水利系,做钱正英;或者是建筑系,成为梁思成,却又被父亲劝说,“女孩子家学工科不一定合适,学外语倒是蛮好!”最终,她成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新生。
  
  入学后,章含之积极加入英语话剧社,排演了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性》,还在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中扮演苔斯塔蒙娜,在北外轰动一时。
  
  1963年,章含之随父亲赴毛泽东七十寿宴。这次与毛泽东的会面,让她再次远离话剧演员的梦想,开启了不由自主的红墙内人生。
  
  次年元月,章含之受邀每周一次到毛泽东住所教授英语。课后,她时常陪这位特殊的“学生”吃饭、散步、聊天,章含之逐渐接受了红烧肉的油腻,毛泽东也会耐心倾听这位年轻的老师发表对社会近乎“童言无忌”的看法。其时,章含之28岁,“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
  
  半年后,章含之被学生叫停了授课,投入北外的“文革”斗争。其间,她先后两次上书毛泽东,直陈文革的荒唐及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后人欲理解章含之的这一惊人举动,或许可以在其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文字间流露出的毛泽东对自己的关心与偏爱,有所启发。
  
  “章老师”的信,没有扭转北外的斗争形势,却成功恢复了她的自由身,她甚至还被指派加入“九大”报告的翻译班子。
  
  1970年,章含之应邀来到毛泽东的游泳池住所,再次见到了这位阔别6年的“学生”。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章含之回忆了当时的情形:“我进去时他还半靠在床上喝茶。……主席很高兴地笑着拍拍床沿叫我坐下,还把他的茶杯推给我,叫我喝他的茶,说:‘哎呀!我的章老师,好多年不见!你好吗?这些年,你经风雨见世面了没有啊?’”
  
  嫁给“乔老爷”
  
  1971年,经毛泽东直接点名,36岁的章含之从北外调入外交部,从普通科员起步,经科长、副处长、处长拾阶而上,一直升至亚洲司副司长——这是她在外交部担任的最高、也是最后的一个职务。
  
  其时,洪晃(章含之与前夫的女儿)正在上小学,这个日后名噪中国时尚界的“名门痞女”在操场的大喇叭里经常听见母亲的名字,跟在毛主席接见外宾的名单后面。老师们开始喜欢找她聊天,在那个年代里,这名“臭知识分子”子女享受到极罕见的待遇。
  
  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章含之只字未提前夫。而这段长达23载的婚姻,却是在毛泽东的高调指示下终结的。
  
  1972年9月里的一天,毛泽东在听取中日首脑会谈情况汇报时,话锋一转,当着众人的面问章含之:“……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章含之当场痛哭失声。
  
  与前夫办离婚手续期间,章含之与时任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相互表白了彼此的爱意。这位23岁即获德国哲学博士学位的才俊,以其出众的才华,在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大会上永载历史的开怀大笑,让章含之爱之深切,矢志不渝。而章含之的出众容貌与举止,也让中年丧妻的乔冠华初次见面便怦然心动。
  
  离婚不久,章含之与乔冠华的关系逐渐明朗,旋又遭受来自主席的压力。这位刚送了她一箱红苹果以示庆贺的“学生”,转而托人带话,“毛主席祝贺我解放自己,是希望我此后能为他好好工作,没有让我马上跳上乔老爷的船和他谈情说爱,同他结婚。”
  
  1973年,毛泽东指示“要培养女外交家”,点名让章含之赴加拿大任大使。这位原本可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位女大使的“章老师”,再次作出惊人之举,断然拒绝“学生”的任命,及可预见的锦绣前程;选择了外长夫人的身份与接踵而来的跌宕人生。
  
  “乔、章之恋的根本不幸在于:男女主人公身陷一个过分政治化的时代夹缝,这场轰轰烈烈的风花雪月之爱,注定要缘于政治,博于政治,毁于政治。”民主人士章乃器之子、历史学者章立凡说。
  
  婚后,乔冠华搬入史家胡同51号,一直住到1983年郁郁寡欢病逝,终年70岁。
  
  《炎黄春秋》执行总编辑、中国现代史研究者徐庆全相信,章、乔之间是真挚的爱情。在物质匮乏、精神压抑的年代,这位名门出身的上海小姐仍极力维持着生活的品质。当时,外交部工作人员可以选择布料,定做服装,但色彩也仅限于蓝、黑与咖啡色。章含之便在细节上动心思,掐点腰,把方领改成圆领,甚至还曾为一件翠蓝色的外套设计了一个可拆卸的灰皮领。
  
  1976年,乔冠华被免去一切党内职务,随后又被查出患有癌症,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随之一落千丈的章含之始终守在丈夫身旁,争回“高干医疗”待遇、呈递万言申述信、为丈夫的平反奔走。在回忆录中,章含之写道,“我的一生无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决定永远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
  
  1985年,文汇出版社总编萧关鸿经好友引荐,在史家胡同51号第一次见到章含之。面对这位初次认识的年轻人,50岁的老太太提及两年前过世的丈夫,泪如雨下。
  
  再次上书前途毁灭
  
  1976年,是章含之最不愿提及的年份。这一年,政治斗争力量陡然转向,乔冠华与章含之双双被外交部除名,政治生命戛然而止。
  
  章含之在外交部任职5年期间,在复杂的人事斗争中越陷越深。她将两人命运急转直下的原因归结为毛泽东的一张字条。1976年某日,华国锋觐见毛主席,谈及“批邓”,他认为现在的一些做法不够好,并谈了一些新设想。当时已经口齿不清的毛泽东写了张字条,“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从毛泽东那儿出来,碰见乔冠华,给乔冠华看了条子,解释说他请示批邓并得到毛泽东的允诺。乔冠华表示理解,并没放在心上。
  
  “后来,天下人都知道了这张条子——那成了毛泽东让华国锋接他班的诏令了。而却有一个人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条子不是那个意思,那你说——这个人,他能活吗?”章含之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写道。
  
  而据历史学者章立凡考证,毁灭两人前途的是章含之呈递毛泽东与江青的一封密信。其时,在外交部人事斗争日益白热化,且全国处于“批邓”高潮,“四人帮”暂居上风之际,章含之再次将命运寄托于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以“我们”(章、乔)之名,上书告发两名“敌人”——当时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唐闻生、王海容。
  
  信件指出:一、觉察到康生通过唐闻生、王海容诬告江青、张春桥事件,是邓小平幕后策划,所以要向主席揭发;二、唐闻生、王海容曾向老乔调查江青、张春桥的历史,乔冠华表示完全不知道;三、我们(乔、章)坚持原则,劝唐闻生、王海容不要替康生传话,特别指出关于江青的话尤其不能传,因为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四、唐闻生对江青有议论(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养老),王海容涉嫌有意安排证人吴仲超出席人民大会堂宴会。
  
  意外的是,毛泽东批评此信意在“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海容、唐闻生”。随即,“四人帮”倒台,专案组在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乔冠华出现在“政治局委员”与“副总理”之列。
  
  乔、章被隔离审查后,女儿洪晃的留学生涯也随即中断,下飞机后,迎接她的是乔冠华专案组成员。回到史家胡同51号时,家的温馨已荡然无存。彼时,乔冠华押于后院隔离,母亲章含之则在外交部受审。
  
  提及这段往事,晚年的章含之感慨,“我一生中一系列重大转折都离不开毛主席,他在我生活的每一关键时刻主宰了我的命运。”
  
  《炎黄春秋》执行总编徐庆全认为,章含之的一生,外力的推动和自身的主动结合在一起,后者的因素还更多一点。但她又不懂政治,不知道毛泽东的平衡点在哪里,如果不写那封信,她和乔冠华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人生。
  
  晚年“想为自己活”
  
  2006年,在史家胡同接受凤凰卫视陈鲁豫的采访时,头发花白的章含之身着墨绿色套装,思维敏捷,谈吐优雅,“我要走出我自己的路来。”她说。
  
  可晚年的章含之,大多数时间里,依然生活在影响她一生的三个风云人物的影子里。她频频接受媒体采访,一遍又一遍地述说着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她为养父出版了《章士钊全集》,10卷本近500万字,2002年,在上海福寿园落成章士钊墓及铜像;她为丈夫出版《乔冠华文集》,在福寿园为丈夫塑铜像,将其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大会上那副著名的笑容定格为永恒;她不断地充实回忆录,积极地为自己的每部新书做宣传,签名售书。
  
  “老人家就是想让自己不停地运转,让自己没时间思考,淡化她的悲伤。”章含之的好友、第一财经日报》总编助理叶荣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乔冠华的离世对她打击非常大,一夜间苍老许多。即便这样,章含之在公众,甚至亲友面前时刻保持着完美的优雅与名门闺秀的气质。
  
  据叶荣臻介绍,章含之从来不买衣服,她在北京、上海、青岛各有一位专职裁缝,每套衣服都精心搭好配饰。无论是出席宴会,还是在家待客,甚或在病榻上,她始终把自己收拾得精致而体面。“这已成为她生活的习惯”。
  
  女儿洪晃在自传《我的非正常生活》中写道,母亲写书之前,要买新文具,要把桌子收拾干净,再泡上杯碧螺春。后来干脆在青岛买下一套公寓,面朝大海,伏案写作。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章含之陆续出版了《风雨情》、《那随风飘去的岁月》、《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书的责编均是章含之的老朋友、文汇出版社总编萧关鸿,他告诉本报记者,章含之的三本书,实际上是一本,后者是在前部书基础上的补充,最终结集成《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这部书,一写18年”。
  
  章含之的书,在红墙回忆录系列中最为畅销。一次,章含之因病不能赴上海出席签名售书仪式,可一清早就开始在书城门口排队的读者仍不舍离去。萧关鸿与同事只好借来章含之的印章,代为盖之,一直盖到手发酸。
  
  “章含之将自己摆近那几位风云人物的身边,把自己的人生悲剧与整个历史背景交织在一起,让这段历史变得鲜活、有力。”萧关鸿说。
  
  有一天,章含之却告诉萧关鸿,不想再继续写这类回忆了,“我的书里始终没有自己”。她开始构思“为自己而作”的英文自传。她的写作一直坚持到两个月前,被医生查出肺部纤维化。
  
  被呼吸机束缚在病床上的章含之曾对前来看望的萧关鸿说,想去换肺,即使成功率低也要换,“我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我不能不继续写我的自传。”
  
  半个月后,章含之毫无征兆地离去,留下未竟的书稿与愿望,带走了诸多备受瞩目与争议的历史细节。
  
  来源:www.infzm.com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news/xwjj/200801/t20080131_359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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