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网北京1月21日电 (见习记者 曾繁华) 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乱了曾守福的生活。

　　电话那头，领导说组织决定把他派驻到下党村做驻村第一书记——为期三年。

　　“派驻名单上本没有我，是临时增补的。”曾守福对中国青年网记者回忆。福建省第四批驻村干部早在三个月前就已赴任，相应的支持早已配套完毕，想不到突然加上了他这个省委组织部的干部。

　　当晚回家提起此事，妻子还以为“去三天就回来了”，拎过来一个装着生活用品的书包递给丈夫。

　　曾守福在向记者介绍茶厂情况 曾繁华摄

　　曾守福离开妻子和正上幼儿园的孩子，“临时增补”到此前从未听说过的省级贫困村，与下党村的村党支部书记王明祖有关。

　　此前，时任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姜信治赴下党村调研群众路线和扶贫开发工作，王明祖表示“不求资金，就想请省里派个人才过来”。

　　“人家要是来了，我一定在后面好好支持人家工作，争取让村子早日脱贫。”王明祖说。

　　姜信治马上就办，答应派个优秀干部。很快，曾守福接到了那个电话。

　　接到通知的第二天，曾守福就到了下党村。他有点头疼——车顶磕的。

　　“在车里打电话的时候，手机会突然脱手飞出去，人也会突然被颠起来磕到头，因为路上有好多深坑。”

　　满是深坑的前路，在当时的曾守福看来，无疑是个消极的预兆。要等两年后同记者讲起时，才能生发出一点幽默的现场感。

　　2014年7月1日，这个组织部来的年轻人，与零财政收入、村民年人均可支配4600多元的下党村初次见面，相顾无语。

　　“说我为几个村干部做事，为他们赚钱”

　　“刚来的时候特别痛苦，”面对记者，曾守福直言不讳，“村里很闭塞。晚上睡不着，连电视都没得看——总共俩台，还全是雪花点。”

　　他去屋外空地上坐着，琢磨如何带领村子脱贫致富。

　　“干不好，领导认为我没能力;想干好，太难了。村里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曾守福说，当时急得直掉头发，感觉自己快秃顶了。

　　幸好，经过三个月细致调研，他很快捋顺了驻村工作思路，给下党村和自己的头发带来了希望。

　　工作思路可以概括为“一心二业三推动”，即以村党组织为核心，抓住茶叶和乡村旅游两个主产业，推动村财和村民增收、推动互联网思维在乡村传播实践、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梦之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很快成立起来。曾守福精心设计了股权分配：村集体占股25%，其中5%的股权由村集体出资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代持;管理人员占股60%;村民占股15%。

　　新来的书记自己没有一分股份。曾守福说，自己是干部、是党员，有工资收入。尽管这两年下党村收入越来越高，但他并没从村里分红。相反，他甚至贴钱办事——事实上，这还不是最让他为难的地方。

　　“最难的，是思维的转变。”他说，自己带来的模式比较超前，村民们不易理解。

　　2014年刚办茶厂的时候，有的村民甚至说坏话。曾守福回忆，“说我为几个村干部做事，为他们赚钱。”

　　曾守福发动村民一起加入合作社，加入茶厂。村里人不干。他们不信会有“那么好的事”。村民王明秀不懂、不信新书记那一套，宁愿跑出去打工。

　　茶厂该办还得办。曾守福满村“招贤”。一位资深的制茶师傅说自己没钱入股，曾守福爱惜他的技术，想算他3%的技术股份，要他做“技术总监”。结果制茶师傅张口要40%的股份，还要承包茶厂的建造工程与设备采购项目。

　　“不出一分钱，要做最大的股东，怎么可能呢?”曾守福断然拒绝，“他没有任何工程建筑经验，出去采购，连发票都开不全，明显是有别的心思。”

　　撕破脸是意料之中的事，制茶师傅在村中抱怨“新来的书记有工程都不给自己人做”。在曾守福建立的村民微信群中，与这位新任书记唱对台戏，甚至还给纪委写匿名信。

　　制茶与旅游，是曾守福为村子规划的两大支柱产业。办茶厂困难重重，做旅游也不顺心。

　　他要搞民宿，开农家乐。然而两年前的下党村，村民自己跑到外面都不愿回去，吸引游客、发展旅游经济，想都不敢想。

　　“没人愿意开民宿，都不愿意掏钱，全希望村委出全资对房屋进行改造。”曾守福苦笑。

　　就连求贤若渴、全力配合曾守福的村支书王明祖都有思维转不过来的时候。

　　没人愿意开农家乐。“他们觉得赚不到钱，积极性不高。”曾守福说，“我只能先向支部书记王明祖施压，叫他带头。”

　　然而王明祖今天说没有冰箱，明天说没有发票，也是百般推脱。

　　“不怕得罪别有用心的人”

　　“你是支部书记!你必须带头!不行的话，你就别干了!”

　　曾守福冲王明祖发火了。王明祖只好照办。

　　“现在他的农家乐一年赚十几万。”曾守福笑着对记者说，转头望了远处的王明祖一眼。

　　连王书记都被搞定了——村民们看在眼里，心里没法不掂量掂量。

　　民宿主人出一部分钱，村里出一部分钱，曾守福就这样“逼着他们去做这个事情”——他没想过自己只是个“过路”的书记。

　　得罪人是必然的，比如那位撕破脸的制茶师傅。

　　曾守福并不藏着掖着。“村务阳光管理”是他进村后探索建立的机制，凡是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都要通过”四议两公开”的方式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曾守福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一五一十讲清楚前因后果。

　　“咱村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曾书记费尽心血为咱们做事，怎么能背后造谣!”

　　村民们替曾守福抱不平。

　　制茶师傅的哥哥当场站起来，“曾书记，对不起。我俩父母走得早。我是长兄，没有教育好弟弟……”

　　说着，他冲曾守福鞠了三个躬。曾守福流下了眼泪，也冲人家鞠了三个躬。

　　“我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并没有点出那人的名字。但大伙儿也都知道是谁。”曾守福告诉中国青年网记者，“第二天，他们两兄弟就在街上打了起来，都要到动刀的地步了。我们赶紧去制止。”

　　“虽然很艰难，但我行得正、做得端，完全是为了群众利益，问心无愧。”曾守福说，“村里或许有人会为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捣乱。但正气一定要弘扬起来，歪风邪气要坚决刹住。”

　　村民的思维也许转得不快，但他们晓得谁是真心为他们好。群众的支持与理解，让曾守福欣慰、感动。

　　“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曾守福对记者表示，“公道自在人心。为了村子发展，我不怕得罪地痞流氓，不怕得罪别有用心的人。在农村，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好的，我一定满足;邪的，我一定刹住。如果歪风邪气占了上风，那村子绝对发展不起来。”

　　“党员要先富起来”

　　村民们敬服曾守福，并非因为新来的书记吹胡子瞪眼有多厉害。事实上，这个年轻人不是什么“暴脾气”的主儿。

　　一年暑假，他把儿子接到村里来玩，因为忘了带长裤，儿子回家时被山里蚊虫咬了两腿包。

　　“被媳妇骂了个半死，”曾守福摇摇头，一幅心有余悸的样子。

　　年轻的书记镇得住村民，靠的是公平透明地给大家带来了真金白银的收益。

　　曾守福从不讳言利益，一度耿直地对记者说出“党员应该带头先富”这种容易被曲解的话。

　　“党员要先富起来，带头示范。赚了钱他在村子里腰杆才直，他才有吸引力，能带动大家跟着走。不能自己连裤子都穿不起，还嚷嚷着要带领大家去致富，这不是胡说么?”结合乡村工作实践，曾守福这样解释，“蓝图再美好，不给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很难打动人心。”

　　下党村的地势气候适合茶叶生长，当地有几百年的种茶史。曾守福免费为村民提供有机肥，要求他们必须使用;以高于市场价四倍的价格收购村民的茶叶，但提高了采摘标准。因势利导之下，茶叶品质得到提升，定价主动权也从过去的收茶小贩手中回到了村里。村民的腰包跟着鼓了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曾守福的“管理防范”机制。

　　村民交给茶厂的茶叶，如果质量不达标、以次充好，第一次予以警告，两次的话，茶厂就不再收购。“让他赚不到这个钱。”

　　说起村民的一些小花招，曾守福又气又笑，“有的晴天去打工，雨天采茶卖给厂里——雨天茶叶斤两不是更重么?但口感不是最好的。我们明确要求不收雨天采的茶。还有，因为我们茶厂收购茶叶的价格高，有的人去别的村收购茶叶，倒手充作本村的茶叶卖给茶厂……”

　　“斗智斗勇，”曾守福一句调侃，颇有点“含泪的笑”的意味。

　　费尽心机保证茶叶质量后，此前并无从商经验的曾守福开始绞尽脑汁运作品牌。在他之前，还没人把“习近平总书记三进下党”当做一个IP善加利用。

　　曾守福创立了扶贫定制品牌“下乡的味道”——其内涵指的是习总书记亲民爱民的味道、各级党委政府勇于担当的味道、农民脱贫致富的感恩味道、爱心人士乐于奉献的味道。

　　“塑造品牌，才有附加值，才能更好地回归市场。”曾守福说。与蓉中村党委书记李振生几番摸索之下，“只卖茶园不卖茶”的“消费扶贫模式”出炉。

　　“卖茶园”不是“卖地”，是客户以5年为期，获得所认购茶园出产的茶叶及一些周边服务。为了让客户可以实时看到自己的茶园，曾守福在茶厂、茶山上安装了几十个探头，引入了可视化预定系统和农产品可追溯系统。客户可以通过APP客户端随时检看茶叶的生长、加工等流程。

　　接下来，通过“互联网+TV”、多渠道广告投放、企村融合共建、金融扶贫等一系列努力，村财收入逾22万元，实现了零的突破。村里每斤茶青从原来的年均价2.4元增加到了10元左右，实现茶农收入翻番，达到每亩6000元。2015年，下党村被列入第三批国家传统村落;2016年，被评为首批“中国千千万万乡村旅游品牌村”、“中国乡村旅游示范村”;“红色下党”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功成不必在我”

　　下一步，曾守福计划着“养猪”。

　　他无意与互联网大佬丁磊争锋。“我是为了扶贫。”曾守福告诉记者，养猪更多是为了相邻的上党村。

　　“计划养50头土猪，完全在山间散养。”曾守福说，“选择上党村，是因为那里有许多沼气池，可以消化猪的粪便。村里留守着不少中老年人，有剩余劳动力。至于下党村，要发展生态旅游、红色旅游，不适合养猪。”

　　曾守福他们设计的规则是，猪苗钱由下党村出，自然散养，不喂饲料激素。6到8个月后出栏，下党村联系爱心茶园主——江苏万顺集团董事长周善红以3000元一头的价格回购。

　　“正常情况下，会长到200斤左右的。”曾守福告诉中国青年网记者，“不按斤两回购，免得农户有压力。山间散养，也不用多少投入。按每人养两头猪计算，一年下来，增收6000元。”

　　他同样设置了“惩罚”预案——猪不能低于170斤，“别到时候不认真，把一头猪养得跟狗一样大。”另外，猪如果养死了，农户要赔付一半的猪苗钱。“可别哪一天家里来亲戚，自己把猪杀了吃肉。”曾守福的“处心积虑”，时不时让人会心一笑。

　　此外，他还想着把下党村建成一个可供摄影师、书法家、画家等文艺群体“发呆”的地方。

　　曾守福酝酿着好多计划，谈到兴奋处，一幅“山人自有妙计”的表情。

　　但今年4月，他的派驻就到期了。两个多月以后，他就可以回到省城的家中生活。

　　王明祖一手搂住曾守福的肩膀，冲记者说：“真舍不得让他走哇。”

　　王明秀早已回村，就在村里的茶厂工作，“太感谢曾书记了。没有他，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曾守福清楚，自己毕竟是路过青山的鸿雁，“留声”之后，终要离开。这也是他派驻入村以来，不断在工作中强调党支部建设、制度建设、品牌塑造、回归市场的原因;与外界合作时，他苦心孤诣地坚持生产、销售、品牌持有“三权分立”，三方利益均沾、共建共享而又彼此制约。这一套，恶补过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的曾守福已经轻车熟路。有几家大企业相中了他的才能，私下里想挖他“下海”。

　　如果村里项目的运营机制建构好了，那么不管有没有曾守福，下党村也一样会欣欣向荣地发展下去。

　　会吗?

　　“功成不必在我。”曾守福无暇多想，没完没了的工作之外，他挂念怀上二胎的妻子，挂念上小学的儿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福州的家离他越来越近，如在目前。

　　两年前的那个晚上，妻子哭着埋怨丈夫：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早点告诉自己。

　　那时，满怀委屈的曾守福心乱如麻，既心疼妻子，又对未来的挑战充满期待与忐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