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俄乌局势学者谈】

二战后美苏的持续对抗之所以被定义为“冷战”，主要依据便是集团对抗与意识形态对立这两项关键特征。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做出大国竞争重回国际政治的战略判断以来，美国重新挑起集团对抗与意识形态对立的战略意图日益明显，冷战思维正悄然在美国“复活”，而俄乌冲突作为北约东扩的产物正是美国固守集团对抗思维的直接结果。

俄乌冲突：美国重新“激活”北约的工具

由于特朗普主义“美国优先”与“单边主义”的行事风格，拜登执政前北约似乎正在面临一次严重的“存续危机”。与前任不同，拜登高度重视美国同盟体系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因此，重新“激活”濒临“脑死亡”的北约自然而然就成为拜登政府对欧关系的重点。

根据国际关系经典理论“威胁平衡说”的观点，共有威胁是决定一个军事同盟存续、强化的关键因素。北约作为曾与华约对抗的军事集团，在华约解散后本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正当理由，是波黑战争与科索沃战争使北约的存续之争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尽管趁着俄罗斯衰落，美国用持续东扩的方式成功使北约延续至今，但一个体量继续萎缩的俄罗斯显然无法使美国成功“说服”欧洲盟友将北约恢复至冷战时期水平，无法实现其利用北约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压制欧洲等盘算。因此，不断刺激俄罗斯使其被迫做出反击，再以重塑的“俄罗斯威胁”推动欧洲盟友更顺从美国这一想法，成为拜登政府欧洲战略的深层逻辑。

正是在此背景下，俄乌冲突最终爆发。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多次强调北约的持续东扩是致使局势恶化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得到了包括中、印、巴、南等金砖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理解。在各方为和平不断努力、为人道主义捐款捐物的同时，美国却伙同北约盟友不断向乌克兰政府运送武器，战争的持续使俄乌谈判一直未有实质进展。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针见血地指出，乌克兰当局缺乏独立性是俄乌谈判一直不能取得进展的根源。而美国选择让俄乌冲突暂时持续下去的理由也非常清晰，即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使美国尝到了“甜头”，而这种“甜头”目前还不能够让美国满足。

俄乌冲突爆发不到一周，德国即宣布了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紧急拨款1000亿欧元重整军备以及将国防预算提高至GDP的2%以上等一系列重磅政策，此举被视为德国对外政策30多年来发生根本转折的标志。回想从前特朗普因为军费问题“闹脾气”要退出北约的往事，拜登似乎轻而易举就实现了目标，倘若再将德国已宣布暂停的“北溪-2号”计算在内，美国可谓获利颇丰。著名美国战略学者赫尔·布让兹等人更是毫不避讳地将俄乌冲突形容为美国动员盟友的“天赐良机”。

美国挑动意识形态对立的多重目的

拜登在竞选时曾多次批评特朗普背离了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并承诺当选后将立即采取措施恢复美国对“民主”的承诺。上任一年来，言及对外战略拜登几乎必谈“民主”“威权”“专制”，意识形态已经成为美国推行大国战略竞争的工具。作为极富冷战标识意义的话题，拜登政府积极挑动意识形态对立的背后存在精明的算计。

其一，占据新一轮大国竞争的道德制高点。自2017年年底美国做出大国竞争重回国际政治的重大战略判断以来，大国竞争已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基本指针，而污名化对手则是美国推行大国竞争的惯用策略。冷战期间美国曾千方百计地妖魔化苏联，甚至20世纪美日经济竞争激烈时，美国也曾一定程度上污名化盟友日本。美国现在想方设法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污名化也正是上述逻辑的延续，其目的是通过污名化对手使美国提前占据道德高地并为顺利推行大国竞争战略寻找道德依据。

其二，弥合国内分裂。自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美国社会日益分裂，精英与大众、民主党与共和党、民主党左翼与温和派、共和党右翼与温和派互不信任，相互攻讦。尤其是2021年1月6日“国会山沦陷”事件后，就连对美国民主制度坚信不疑的拜登，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民主正在衰退。当国内政策无法有效弥合分歧，拜登政府自然将矛头调转。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弗里德伯格对拜登政府这一逻辑的解释，“地缘政治的抽象概念与经济统计数据可能很重要，但从历史上看，鼓动美国人民的是一种认识，即说服他们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原则正在受到威胁，如此才能塑造他们的意识形态激情。”

其三，为“说服”盟友参与大国竞争提供理由。与挑动地区热点相同，污名化对手、刻意突出中俄等国与美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也有利于推行美国重构全球同盟体系进行大国竞争的战略目的。因此，美国正不遗余力地通过重新挑起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对立来“唤起”盟友的恐惧，以便“说服”他们与美国更快地“站在一起”。

冷战思维终将不得人心

美国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与地区热点，以重新激活并重构同盟体系的冷战思维正在加剧全球的分裂与不安。俄乌冲突已经使饱受疫情冲击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更是引起全球各国的普遍担忧。以意识形态划线的险恶用心有可能将国际关系重新推至冲突频发、经济联系割裂、人文交流中断的黑暗，更有可能将世界带回到核大战阴霾笼罩的时代。

对美国政府一味追求意识形态与集团对抗的冷战政策，尤其是对拜登政府所谓的“民主价值观”战略，美国国内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批评。美国学者格莱泽认为，美国将自己和盟友塑造为民主的化身可能会让他们占据道德制高点，但以这种方式处理国际关系是幼稚而危险的。拜登政府决定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制定其外交政策，注定会让美国人民走上一条失去繁荣且不安的道路。卡托研究所国防和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卡彭特略带讽刺地指出，现在获得美国民主认证的标准早已不是民主，而是在对外政策上对美国是否服从。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特约编辑保罗·皮勒针对拜登民主战略的虚伪性则直接批评，民主标准应该适用于每个人，而不仅仅是强者用来教训弱者的工具。

除美国国内有识之士的批评外，国际社会也早已洞悉了美国所谓“民主价值观”战略的虚伪性。正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所精确指出的，现在个别国家打着“民主”旗号歪曲民主要义、乱设民主标准、把民主当成服务一己私利的政治工具，这种做法已成为世界分裂与不安的最大威胁。美国蓄意制造意识形态对立对抗，开历史倒车以维持自身绝对霸主地位的做法正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21世纪的“冷战阴谋家”注定不得人心，失道寡助。

（作者：黄钊龙，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