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又在张罗“全球民主峰会”了。

一年多以前，美国以最不民主的方式搞了所谓“民主峰会”首秀，应邀的国家有的降低出席级别，有的干脆放了鸽子，出席的国家里除了铁杆盟友还在努力陪演，多半不愿被美国当枪使，或公开唱反调，或顾左右而言他。总之，张罗半天连份正式声明都没能发布，一场精心导演的“武林盟主大会”最后成了大型“翻车现场”，令“灯塔国”很受伤。

要说，这样的结局也不令人意外。从国会山的“美丽风景线”，到阿富汗撤军“大溃败”，从新冠疫情病亡人数冠绝全球，到众议长“难产”闹剧连演四天，美式民主乱象丛生令人大跌眼镜，制度规则早已沦为“富人游戏”，“民有、民治、民享”更是名存实亡；政治极化，党争恶斗，国家治理陷入“否决政治”的陷阱；种族歧视压迫弗洛伊德们“无法呼吸”……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自己的民主病入膏肓，又有何资格对别人指手画脚号令天下？

回头想，美国张口“民主”，闭口“人权”，为什么这些“政治标签”对美国如此重要？

因为文明社会凡事都要师出有名，民主自由人权就是这个重要的“名”。

美国霸权体系建立在军事科技垄断优势之上，如果时间回拨几百年，国际体系尚处于弱肉强食的殖民时代，船坚炮利足以维持霸权而无须多费口舌，但是现代文明之下，全球化时代各国融为一体，主权平等、公平正义等原则深入人心，凡事师出无名必会面临国际社会巨大压力，这就需要为“霸王铁拳”戴上“天鹅绒手套”，获得道义合法性，这正是美国在国际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却要顶着民主自由人权旗号的原因。

一

不得不说，美国通过“颅内战争”改造认知、欺世盗名、争夺人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20世纪上半叶，美西方曾遭遇过一次全球性的“民主叙事危机”。当时面对社会主义运动狂飙猛进，美国所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逐渐失去人心，但是美西方资本精英通过对民主“元概念”的系统改造，最终反守为攻把“美式民主”与民主画上了等号，垄断了民主的定义权和话语权。

了解历史上美国如何通过“认知战”将民主这一原本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旗帜变为打压意识形态对手的利器，有助于更深刻地看清美国当下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侵略性及其深层的制度焦虑。

这要从工业革命说起。工业革命带来社会大生产，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为社会主义革命壮大了阶级基础。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运动逐渐兴起，民主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一面旗帜。及至二战前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主义运动迎来高潮，继苏联之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建立，人民主权的民主理想在多个国家成为服务多数人民的政治现实。当时，世界范围包括欧美内部都出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反省和批判思潮，资本主义作为人类文明的对立面被社会主义学说推到审判席。

1929年至1933年经济大萧条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充分暴露，美西方重重危机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社会主义人民民主逐渐占据了道义制高点。

人们可能还记得，当时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时其国名都带有“民主”二字。连西方自由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哈耶克的精神导师米塞斯也宣称，“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在道德上是有瑕疵的”。

随着无法抗拒的民主潮流逐渐与社会主义运动交汇，民主渐渐成了社会主义的“同义词”。美西方资本精英阶层开始意识到，在一个普遍信仰人民民主的时代，反对民主不如引导和界定民主，与其把民主推向社会主义，不如确立“民主”与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替代的关系。

为了与社会主义国家争夺对民主解释的话语权，美西方政治精英感到必须从基础政治理论上实现民主的“去社会主义化”，于是他们启动了民主话语的“置换工程”，企图重置世界对民主“元概念”认知，为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名”。

这场关于改造民主的“认知战”离不开美国“学术和传媒共同体”的加持。迫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思潮带来的全球压力，美国在加速推进全民普选的同时，政府联合学界展开了浩大的民主话语改造工程，其策略是通过学理建构和舆论战将社会主义制度置于民主价值对立面，将民主实践和定义终结于竞争性选举政治。

美国社会科学界在政府介入下开展课题研究，核心任务是建构一个规范性民主定义，使民主从“初始概念”上既远离苏联人民民主模式，也远离欧洲的社会民主模式，实现民主“去社会主义化”。

最终，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和多元“利益集团”理论完美吻合了美国的政治制度现实，被美国政府确立为所有学者进行民主研究的“正统”和“公理”，并以此为“元学说”建构起完整的民主研究范式，动用国家机器向世界推而广之，美国政府以及各类基金会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

为了把美式民主的“竞争选举”“多党轮替”“三权鼎立”等特征转化为民主的“普世”标准，此“偷梁换柱”的工程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以“美式民主”实践为模板“量体裁衣”，从底层概念定义上排除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平等及政府对人民回应性等元素，核心意识形态功能是“区分敌我”，把美国及其盟友划入“民主国家”，把对立阵营国家划为“非民主或集权国家”。

二是运用当时先进的行为学、心理学成果论证“人民难以形成共同意志”，为其意识形态披上科学外衣。

三是构建学术范式，“竞争选举民主”被确立为官方话语之后，政府通过资金扶持构建学术研究体系，任何“走偏”的研究成果不会被发表，学术同盟之外的学者会受到打压。

二

经过冷战时期两代人煞费苦心的经营，美国终于让民主与“美式民主”画上等号，将这面社会主义旗帜据为己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成为“置换工程”登峰造极之作，民主威权二元对立叙事由此展开：凡是学习模仿美式民主的过程，就是“民主化”，坚持探索自己政治发展道路的，往往被列为违背“民主”潮流的“非民主”国家，民主自此成了美国自我制度标榜和干涉打压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利器。

当然，美国运用这套标尺是有选择的，对他们百依百顺的国家、跟着他们跑的国家，他们可以对其政治状况不闻不问，而对那些不听命、不顺从他们的国家，他们就要挥舞价值观念的大棒进行打压，进而策动“颜色革命”，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权。

美国民主话语“逆袭”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其成功除了全球美苏力量对比变化的客观因素，还得益于美意识形态战的“举国体制”。美国拥有政府左右协调、社会上下联动的“思想战”机器，其机构设置之精细，流程设计之完善，宣传策略之高效、相互协同之娴熟，为其构建话语霸权提供了强大行动力。

民主话语霸权的建构，正是美国“重构认知”的典型案例，包含了从“偷换概念”“学术包装”到“媒体传播”“价值输出”直至“思想占领”“文化收编”等全过程，软硬兼施、潜移默化、久久为功，其精细和耐心的程度令人匪夷所思，往往是在几十年之后被影响者才幡然醒悟但为时已晚，一切都在“民主”“和平”旗号的掩护下发生了颠覆性的演变。

2011年10月9日，美国左翼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在自由广场发表了支持“占领华尔街”行动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呼吁打破民主与资本主义联姻的幻象，揭示“选举民主”背后的反民主动机，重新确立民主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不可分割的联系。

实际上，这种联系正在确立，并引发了美“民主叙事”的“第二次危机”，美国的深层制度焦虑由此由来。

这一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成功有着直接关联。

三

“西方中心论”主导世界近五百年，美西方利用其军事财富知识科技等垄断地位不断深化“资本专制的体系”，同时通过学术媒体层面的知识创造和话语引领为其提供道义和制度的合法性。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单极霸权，美政客们高呼历史已经终结，布热津斯基甚至在其出版的《大失败》中断言，到20世纪末社会主义将彻底失败。

历史的反转有时快的出人意料。

短短几十年，美国把抢来的“民主”玩坏了， 21世纪的世界新现实让“美式民主叙事”漏洞百出。

“灯塔国”的“人设”正在崩塌——美国国内，百年变局交织世纪疫情，政府失信、社会失序、政治失能，其精心构筑的民主叙事无法为社会现实提供逻辑自洽的解释力，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国际上，不计后果的美式民主输出成为“致命毒药”，“颜色革命”在全世界引发造成严重后果，战乱冲突人道灾难，凡此种种让不少发展中国家逐渐认识到被美式民主的话语霸权“蒙骗”和“忽悠”。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总裁斯蒂芬·里奇特认为，当下“美国亟须证明自己还是个民主国家”。

“西方之乱”凸显西方“知识权力”难以为其社会现实提供逻辑自洽的解释力，美式民主代表的制度体系固有的沉疴旧病和底层逻辑逐渐显露。

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新冠疫情，经济增长乏力、通胀失业高企、天量债务黑洞、贫富分化加剧、阶层对立激化……有人说，美西方经历着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和烈度的危机，正在触及其治理能力和增长的“百年边界”。

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呈群体崛起之势，特别是中国，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取得巨大成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各种全球危机，中国总能化危为机，推动国家发展更上一层楼，推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更臻成熟。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更是打破了西方一元现代化的迷思，其制度上的优越性和启发性不断显现，为危机重重的世界提供了思想解放的可能性和制度突围的启示。

这些鲜明的对比效应，也从根本上动摇了美西方精心构筑的主流叙事，这比单纯的GDP增长更具冲击力。

政治层面，美西方一些国家面临政党失德、社会失序、政府失能的治理困境，根源在于制度出了问题。政治极化、党争激化、选举冷漠，人民在权益最需要保护的时候找不到政府在哪里……这几乎成为今日美西方民主政治一大病态，且在一些复制这类制度体系的国家也不断表现，这些国家误将崇尚对抗对立的“美式票选民主”视为民主政治的精髓予以复制，导致国家治理窘境。

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不仅是对民主本义的价值回归，更有根据国情的实践探索，例如民主与集中辩证统一，兼顾了公平与效率；协商民主的开放与包容，化解了现代转型国家的社会结构变动和利益冲突；基层治理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让人民全程参与和监督国家治理，让人民民主权利贯穿着中国国家治理的全过程，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经济层面，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西方在全球极力推崇新自由主义，其实质是资本的自由，资源、人力、政治权力皆可听命于资本调遣，自由放任的结果是金融危机频发和贫富两极分化。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去管制化、去国家化，其理论基点在于“政府是必要的恶”的假设，最终导致国家能力的弱化，让资本成为主导一切的权力。

这种思潮对于谋求自主发展的国家而言是致命的。美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强推“华盛顿共识”，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为其资本自由进出大开方便之门。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拥有凌驾于资本之上的权力，通过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驾驭资本，摆脱资本的控制与渗透的同时，克服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影响，在经济活力与社会公平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使之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是出现如波兰尼《大转型》中所说的经济发展“脱嵌于社会”的失控现象。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完善，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经济治理的重大制度创新。

社会层面，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现代转型社会必然带来动荡和冲突。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时社会保持稳定，被认为创造了经济和社会的“两大奇迹”。反观当下西方社会，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冲突激烈，人的社会“原子化”恶果频现，不管是应对危机还是社会发展都难以形成合力，“共识危机”频发。

中国社会有着家国天下、集体主义的传统文化底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通过发展做大蛋糕，秉持公平分好蛋糕，同时根据社会结构变化与时俱进，不断增强执政党的先进性、代表性和纯洁性，拓展其执政基础，提升其执政能力，强化其国家凝聚力，让整个社会为了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目标统合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之下……

国际上，中国打破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通过和平发展实现自身崛起，以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的王道，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上捍卫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强大力量。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就是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赢的文明发展新道路。

四

长期以来，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几乎唯一的选择便是西方模式。然而，实践证明，西方模式并不具备普世性，很多照搬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反而陷入经济停滞、社会矛盾丛生、政局动荡的“怪圈”。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发展经验证明，西方模式并非通往现代化的唯一路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一种走向现代化的选择。这也是美国近年来对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进行疯狂攻击的重要原因。

可以预见，重大历史转换之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外部挑战将会特别严峻，面对的国际形势也会特别凶险，患有霸权焦虑症的美国会在舆论和意识形态上对中国发起各种各样的挑战、质疑和打压，妄图“成功解构掉中国的成功”，消弭中国的制度竞争力和吸引力。

在中国崛起并不断进入世界领导性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逐渐成为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形成更具普适性的新的制度体系与价值体系并日益为世界人民所接受。

美国对中国发起意识形态“围剿”，目的就是通过捍卫所谓的“民主价值”，激活冷战记忆并把中国拉入“民主对抗威权”的二元对立叙事框架，以形成“中国即是苏联”的思维定式，打造美国所希望的“意识形态统一战线”。美国《国家利益》就曾毫不掩饰地指出，“我们在对华冷战中的目标必须与在对苏联冷战中的目标一样”。

这个时候，中国更要保持充分自信。

价值观是国际话语权的“内核”，其影响力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就其霸权地位，完全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绝对的经济优势和军事优势。因此，打破美国体系围堵的前提是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综合实力。面对美国挑衅，不随其起舞，也不任其胡为。

一句话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丢掉幻想，准备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