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没有调查权，要红监会干什么

　　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昨开发布会，称无权重查“郭美美事件”，新华社追问——没有调查权，要红监会干什么？

　　14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红监会”）就公众关心的各种问题举行了专门的新闻发布会。“红监会”宣布，经过6月9日年中会议讨论，决定建议红十字会协调相关部门，对于可能发现的关于“郭美美事件”的新证据进行调查，并欢迎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新的证据。

　　这一决定意味着红监会本身不会重启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此结果与公众期待相去甚远。几位红监会委员均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在现有机制下，旨在监督红会的红监会缺乏有效行使监督职责的权限和能力，不仅是重查“郭美美事件”，即使出现其他“美美”们，红监会也难以启动调查。

　　一问：为什么不重查“郭美美事件”

　　委员金锦萍：本次会议的确有委员提议重启调查。我们讨论认为，我们并没有法律授权的调查权，只有建议红会协调国家相关部门进行调查的权力。如果重启调查，首先需要有国家公权力部门介入，其次需要比前次调查更新的证据。所以经过讨论后，我们没有对是否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进行表决。

　　委员袁岳：当初是红会报警，警方调查，红会也没有传唤当事人进行调查的权力。我们如果又去报警，警方也会说已经调查过了，需要新的证据。所以我们说欢迎社会提供新的证据。我也觉得“郭美美事件”弄得不是很清楚，但是重新调查需要新证据。

　　二问：没有调查权，红监会能干什么？

　　委员金锦萍：目前的红十字会法在监督问题上的规定严重不足，在治理结构、财产规则、财产标志使用、信息公开等方面都没有规范，红会和政府的关系、总会和分会的关系都没有理顺。如果没有明确的立法保护，我们怎么能行使监督的权力和职责？

　　委员杨团：我们不是监事会，我们没有得到会员代表大会对监事会的类似授权去监督理事会，我们顶多只有建议的权力。我们现在的权限仅仅是执委会下设的一个委员会。

　　委员袁岳：在现有和过去的社会公益系统中，发生“猫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系统很庞大。如果没有“郭美美”，也可能出现“李美美”、“王美美”。这是机制本身存在的问题。红监会的工作重点不是去调查“郭美美”们，而是要构建一个相对专业规范的防范体系，防止更多类似的事发生。

　　三问：红监会的独立性有资金保障吗？

　　委员黄伟民：根据章程规定，红监会是受红会邀请做监督，所以尽管委员本身不获取报酬，但红监会工作必要的运营费用由红会承担。如果我们需要进行独立调查，一般是非常重大的事项，那么通过内部决策机制形成决定之后可以启动，由此产生的费用由红十字会据实报销。

　　委员袁岳：虽然（运营费用由红会承担）这是规定，但实际上我们这些委员到现在为止好像总共就吃过两顿盒饭。我理解的红监会的独立，不是大家理解上的独立，因为首先它不是独立法人，另外也没有独立运行的费用，因此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是在红会邀请下相对独立的机构。

　　四问：红会出了问题，谁来监督？

　　委员袁岳：红会只是一个法人，公众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监督它，向警方要求立案，但这也需要提出证据。像“郭美美事件”，如果有人有新的证据提供给我们，红监会可以要求红会重启调查。

　　委员杨团：红会是以行政方式管理的。如果改革，将是整个社会组织改革的一部分和突破口。我们认为，要让红会得到监督，红会应该设立监事会，由会员代表大会赋权来监督理事会，下次开会是在明年10月，所以我们是在改革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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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监会到底是个什么组织

　　面对红监会到底是不是独立“第三方身份”的问题，委员杨团一时颇多感慨。

　　她的结论是：“到现在，红监会的定位还在研究探索之中，我以为，红监会不是一个公众直接监督的组织，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专业监督组织。我们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一个‘专业桥梁’，是公众、媒体和红会进行沟通交流的综合性、专业性、建设性的平台。”

　　然而，红监会章程第二条明确写着，“以第三方身份对中国红十字会有关工作进行监督”。

　　记者追问：“为何红会需要通过第三方来做桥梁沟通，而不能直接面对公众和媒体的关注、质疑？”

　　杨团回答：“红会不是没有直接的沟通。但是，现在红会的确需要专业人士来帮助，它与媒体沟通的时候，是有难度的。这与红会因为‘郭美美事件’受到重创是有关系的。所以红会需要一些公信力比较好、专业性比较强、来自各方面的人士，帮助它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