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 口述

　　冷 夏 记录

　　上期提示

　　这场名流商贾出场的球赛轰轰烈烈地结束时，已是傍晚时分。除了澳督以外，几乎所有出场的都一起去聚餐、庆贺。宴开几席，名流商贾云集，觞盏交错，好不热闹。那时，赌牌开投在即，故大家在聊谈时免不了提到赌场的事。

　　与内地秘密接触如履薄冰

　　我与内地的接触，始于朝鲜战争时期，但那纯粹是生意上的往来；大约是在1961年，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高层如社长梁威林等人才与我有正式的接触。

　　那次见面是新华社方面主动提出来的，联络工作由何铭思负责。

　　第一次见面，梁威林和何铭思都在场，最多可能还有祁烽。祁烽是1957年来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及代社长职务的，而梁威林则是在1958年正式到港出任社长一职。梁、祁两人都参加过抗日战争，组织、领导过游击队抗敌，对香港的情况也较为了解。

　　那次见面，只是互相了解、沟通一下而已。在当时而言，我与梁威林、祁烽等中方官员见面，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据说，从20世纪五十年代起，旧中银大厦就成了中方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秘密活动总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重要会议、活动，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官员与香港重要人士的会面，一般都安排在那里举行；而港府政治部也一早就发现这个情况，并且在线人提供会议时间、日期、地点及人物等情报数据的情况下，对出入大厦的人物加以摄影和记录。

　　1962年，也就是与梁威林见面之后不久，我又去了一趟广州，跟内地方面谈海沙生意。那时，香港的海沙供应出现问题，沙源不够，所以我去广州找广东省五矿公司等部门谈合作的事。那时，杨尚立请我吃饭，地点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是在一间叫“听雨轩”的地方，大家没谈什么，那时，正是“大跃进”之后，生活很困难。杨尚立是从外面回国的大资本家，他当时是广州工商联会的主席。

　　那时，我与内地接触，还是有所顾虑的。一方面，虽然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西方国家，但并不改变和美国一起反对共产主义的长期目标，并且表示有决心阻止共产主义潮流越出中国国境。在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同时，英国还继续与国民党方面保持实际上的联系，在台湾淡水驻留领事机构。实际上，中英两国关系并不友好。另一方面，由于我在朝鲜战争时与内地做生意，引起了英国和美国的不满。在这种形势下，我与中方接触，可以说是如履薄冰。

　　1964年9月底的一天，我绕道澳门到内地去。我是应内地之邀，以香港商人的身份，担任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赴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典。如果从深圳上北京，很不方便，在罗湖海关要排队、填回乡介绍书，几百人过关，要排几个小时；到了深圳，换了外汇券，才有饭吃，然后到了下午才能坐火车到广州，几乎要用一整天时间。但从澳门过关很简单，不用填回乡介绍书，凭中华总商会的会员证就可以顺利过关，手续简单，花的时间少。

　　那时，中英关系比较紧张，香港的亲中人士都不敢公开跟北京方面来往；不少人要赴内地，一般都选择绕道澳门来回，因为这样香港移民局就查不到来回内地的记录。

　　过了澳门关闸，坐了近十个小时的汽车才到广州。之后，我又匆匆赶赴浙江杭州，与香港各界同胞国庆观礼团会合，然后一起上京观礼。

　　在观礼团众成员中，我的行装最特别，除了带衣服等一些日用品外，旅行袋里还装有一个小电炉和一些玉米、芋头之类的食品，所以我的行囊比谁的都大、都沉重。因为我的饮食习惯与众不同，白天一般不进食，到了夜深就寝前才饱餐一顿，我不想给接待人员添麻烦，自己的饮食自己解决；在此之前两年我去过一趟广东，那正是内地遇上大饥荒的困难时期，不少人因缺食而饿死，当时我也不知道内地的经济状况是否有改善。

　　1964年，三年大饥荒的困难时期已结束，国民经济正在逐渐复苏；加之那年正是国庆15周年，故国庆活动还算搞得较为隆重。10月1日那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北京七十万人的盛大游行队伍；晚上，这些领导人又和来自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贵宾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齐观看节日的焰火，同天安门广场上载歌载舞的百万群众一起欢度国庆之夜。

　　国庆期间，正是金秋时节，北京天高气爽，气候怡人，街上彩旗飘扬，节日气氛洋溢全城。我第一次到中国的首都北京，作为一个海外华人，最难忘的应该是与邓小平、廖承志等中方领导人的会面。有一天，我们香港观礼团成员出席国务院举行的国庆招待会，邓小平、廖承志等领导人就站在会场门口，欢迎我们，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我这是第一次见到邓小平，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常委、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廖承志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负责人。我记得，廖承志当时还与我们港澳观礼团座谈、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