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社记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偏高，虽然从2009年出现拐点，近五年出现持续下降的势头，但是去年的数字好象依然高达117.6，比正常值高出10个点。以往对农村实施一孩半政策的地区调查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主要是从二孩开始凸显。刚才我看的数据材料，浙江省从今年1月17日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以来，男孩出生1309，女孩是1135，我大概测算了一下，这个性别比是115，比国家平均值低两个百分点，但是比正常值还是超出8个百分点。请问单独两孩之后如何防范性别比失衡？最近有媒体报道，胎儿鉴定又出现新动向，就是孕妇怀孕七周开始，就可以抽她的血，中间有个中介组织，送到香港验胎儿性别，卫计委对这种情况有何措施？

　　杨文庄:

　　我们国家出生人口性别比确实长期偏高，最近五年有连续下降的态势，但是整个下降的幅度还不大，距离国家要求的“十二五”期末要降到115这个目标还有很大差距，所以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依然任重道远，国家卫生计生委也高度重视。产生出口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和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传统的文化影响都有关系。在整个东南亚，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这些国家，包括韩国等等地方，都曾经出现过性别比比较高的阶段。所以，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应当综合施治，一方面通过提高妇女的地位，通过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利益保障，妥善解决养老问题，进一步消除“养儿防老”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现在抽血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有些地方寄到香港去做胎儿鉴定的这种情况，国家有关方面是了解的，也是在采取措施，再处理。去年我们联合有关部门加大对性别比高发地区的督导检查，也查处了一批性别比的大案要案，全国一共查处了9400多例，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具有一定的抑制。再一个，国家卫生、计生两个部门合并以后，会在出生人口性别比方面有更好的措施、更多的资源，来加强这方面的治理。相信在这方面，通过更有效的措施，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湖北省是我们国家出生人口性别比比较高的地方，在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方面，湖北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请杨主任把这方面的情况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杨云彦:

　　这位记者朋友，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现在新闻媒体的同志们经常对咱们人口的数量高度关注，其实我觉得当前形势下，咱们对结构问题特别是性别比失调的问题，可能需要更多的关注，这对咱们整个社会的发展可能构成一个比较大的潜在威胁。

　　湖北也是受多种原因影响，长期以来性别比严重偏高。我们主要是想从标本兼治两个方面来进一步加强治理工作。关于性别比长期偏高的成因或者说总体对策，我想在座的原新教授和翟振武教授两位都是非常有研究的专家，之后他们也会有很多的补充意见，关键是我们湖北是怎么做的。我们一个是治标，严厉打击两种行为，即通过B超鉴定胎儿性别或者违法终止妊娠这种行为。加大打击“两非”力度，现在卫生计生机构整合之后，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优势，就很好管住自己的队伍，管住自己的阵地，通过这个办法加大处罚力度，来严厉惩处这样的行为。目前来看，惩处这方面的行为，我们还希望得到更多的在国家层面法律上的支持。我在全国两会期间多次提出来要加大在刑法上面对非法从事“两非”的打击力度，像酒驾入刑出台之后马上产生效果，但是性别比问题产生这么多年了，这方面的法律支持一直不太够，所以到现在打击的力度不是很够。

　　杨云彦:

　　如果在座各位对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兴趣，我们回头再仔细探讨，但是现在把问题摆出来，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加大打击力度，但是打击的效果，说实在话，目前来看还不是特别理想，这是治标。同时要治本，治本是关键，但是治本是长期的过程，治本关键就是要促进社会平等，为什么重男轻女？这个社会根源是非常复杂的，要消除这个社会根源，促进社会性别平等，需要通过综合施治，我们湖北一方面加大对计划生育女孩家庭的扶持力度。我们一个典型做法就是为农村独生女高考加10分，很多高考加分可能引起社会很多的非议，但这一条规定在我们湖北推行这么多年以来，效果非常之好，一共有2万多名农村独生女因为这项政策圆了大学梦。通过这样一个政策，改变了她们人生的命运，改变了她们家庭的命运，也改变了周边对重男轻女认识的基本态度。我想，类似的政策还是应该充分鼓励。我们农村独生女高考加分这5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纠纷，没有发生过一起投诉，人民群众对这项政策的认同程度，包括享受这项政策的家庭对这项政策的感受都非常正面的。所以我们通过标本兼治的方法，争取尽快把这项工作，促进我们性别比向正常情况回归。

　　刚才有位记者说到，在一孩半政策的地方出现性别比失调，不是因为一孩半政策才导致性别比失调，性别比失调是个全面的问题。说得不一定对，请大家批评指正。

　　原新:

　　性别比我们在1982年普查的时候发现刚刚开始偏高，正常的性别比应该是103到107个男孩对应100个女孩。1982年的时候，达到107.2。之后我们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在飙升，到了2004年达到了一个最高指121.2。从2009年开始，我们降到了120以下，并且持续了5年的下降。刚才杨文庄司长也说了，下降的速度非常缓慢，5年只下降了2.96个点。我们去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7.6，这在全世界来说，大概有将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性别比是偏高的，我们是最高的。同时，我们持续的时间也是最长的，30多年了，而且我们波及到的人口也是最大的，因为我们毕竟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从文化基础上来说就是男孩偏好。全世界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在有男孩偏好文化的国家，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当中，往往都会出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偏高，只不过偏高的速度、偏高的程度有所差异而已。另外，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来说，我们也对于千百年来形成的这种性别比的偏高，我们经济社会基础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但是所有这些只造成了一种意愿，而这种意愿想要变成现实，要有一个途径，而这个途径恰恰是我们在非法地使用一些先进的医学技术，比如说DNA的测试，比如说B超的应用。正是这些非法的使用，把这样的一种愿望变成了一种现实，就导致了我们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偏高。

　　原新:

　　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国际立法来看，目前有韩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明确的有法律对胎儿性别鉴定的制裁，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是个空白。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出生性别比的偏高，我们已经累计多出生了2400-3400万的男孩，这样导致的先天性的、原发性的性别结构的失衡，必然会影响到未来整个中国人口的婚配、就业方面的性别结构。从问题的本质来说，是父母亲不负责任的选择，但是最后的一切后果都要让子女来承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这一代人年龄到了青年时代，需要婚配，需要就业，我想问题会显现，这个必须要引起我们政府的高度重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