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新常态下，发挥消费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尤为重要。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近年来我国百姓居民收入总体增长较快，但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改观，广大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渠道不多，收入增长较慢，扩大消费还有不少障碍。

　　增收入、鼓腰包，广大中低收入群体有哪些期盼？从“模仿型排浪式”到“个性化多样化”，人们对扩大消费有哪些诉求？释放消费潜力，让老百姓放心花钱，需要哪些政策精准发力？从今日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新常态 新消费”，尝试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编者

　　新常态下，我国消费从过去的“模仿型排浪式”步入“个性化、多样化”的新阶段。推动这个转变的是中等收入群体，引领消费新常态的也是中等收入群体。北京青年白领方芳给自己算算账——

　　工资涨幅能否跑赢物价

　　岁末年初，方芳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她在北京某公司做财务，最近赶上年终决算和年初预算，忙得不可开交。

　　在国贸附近上班、每年10天带薪年假……在亲朋好友眼中，名牌大学毕业的方芳有一份体面的、令人羡慕的工作。但谈及工资收入，方芳却“满腹委屈”：“工作3年没有攒下几个钱，我是名副其实的‘年光族’。”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日益凸显。“可是，如果收入不增加，或者增加的收入还没物价涨得多，谈何拉动消费呢？”方芳说。

　　“3年来，工资虽然一直在涨，但相对来说增加得太慢了。”方芳仔细对比工资单，她的税前工资从5000元出头涨到6000多元，每年涨幅大概在5%左右。但由于工资基数小，5%的涨幅只有几百元，和公司高管10%—20%的涨幅相比，差距十足。“不夸张地说，公司中层每年的工资涨幅相当于我2个月工资。”

　　尽管2014年官方公布的CPI涨幅较前几年低一些，但方芳感觉生活压力依然不小。“工资涨得慢，物价却一直在涨，基本生活成本一直在增加，涨的那点工资也完全被涨的物价给‘消化’了。”

　　在方芳的记账小本上，有几项开销是每个月的固定支出：房租1800元、餐饮开销1000元、交通费300元、通讯费100元。“这些固定支出已经花掉3000多元，每个月工资到手也就4000元，自己再怎么节省，也会有一些人情往来，比如参加婚礼、请朋友吃饭等，算下来，每月所剩无几。”

　　“工资用起来紧巴巴的，我感觉自己离政府文件里提的拉动消费还有好远，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是能省就省。”在工作中和数字打交道，生活中的方芳也是精打细算。“在中央商务区吃饭最让我头疼，高端餐饮多，大众消费少，楼下的盒饭套餐已经从十几元涨到二十几元了，但相比动辄几百元的大餐厅，也只能接受。商场里的衣服一直在涨价，打完5折还是觉得贵，平时都是去淘宝货比三家，能省一点是一点。”

　　“为了降低生活成本，我跟几个人合租住在东五环外的一个小房子里，每天早晨挤完公交挤地铁。”方芳说，最近地铁涨价之后，交通成本又提高了，每天往返要花10多元。“我已经开始考虑乘公交车上班了，虽然要倒一趟车，但每天节省几元钱，每个月算下来也能省一笔。”

　　新常态下，我国消费从过去的“模仿型排浪式”步入“个性化、多样化”的新阶段。推动这个转变的主力军是中等收入群体，引领未来消费市场新常态的也是中等收入群体。然而，由于中等收入群体增收缓慢，又面临着买房、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等生活负担，实现消费升级阻力不小。

　　方芳满怀期待：“新一年开始了，国家一直在倡导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希望物价涨得慢一些，工资涨得快一些。兜里有了钱，消费起来才有底气。”

　　新常态下，扩大消费就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初次收入分配和二次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深圳务工农民李德栋掂了掂腰包——

　　打工收入为啥不够用

　　“经常听到新闻里说居民平均收入又增长不少，可为啥自己很难感受到变化？”35岁的李德栋，是深圳某床垫加工厂的一名布料裁剪技术工。2010年他从河北老家来到这个厂子，已经干了近5年。

　　5年来，李德栋的工资相当“稳定”：5年前每月工资3000多元，现在还是3000多元。可这份工资的含金量已完全不同：5年前，每月3000元的工资，在老家听起来是一个大数目，每次过年回家，都会“放开手”采购一大批年货；现在，3000元的工资，吸引力已经不大。“农忙时在老家的农业合作社做帮工，每天都能挣两三百元呢。”

　　“虽然生活在大城市，但日常消费方面跟城里人还有不小差距。”李德栋说，身边不少城里的朋友，每到周末就相约去看电影、下馆子，每年还能休假外出旅游，生活很精彩、很洒脱。“做梦都想过上和他们一样的日子。”

　　李德栋为什么不愿尝试这些消费？

　　肩挑养家重担，生活成本高。“大儿子到了结婚的年纪，置办起来需要不少钱。小女儿正在读高中，也是花钱的时候。妻子虽然在老家打工赚点钱，但大部分还是靠我的收入来维持家用。”李德栋说。

　　更重要的是还要为养老存钱。“现在年轻干得动，每个月能有稳定的收入。可将来哪天干不动了，工厂肯定也就不发钱了，衣食住行就只能靠手头上的存款。”李德栋说。

　　“经济进入新常态，我们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对生活也有新想法，最迫切的还是希望收入能再涨一涨。”李德栋说。收入提高了，才能和家人一起更好地在城里享受生活。

　　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高收入群体虽然收入高，但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新增消费支出占新增收入的比例趋于下降。相比而言，低收入群体消费愿望较强。扩消费，需要在他们身上下功夫。

　　新常态下，扩大消费就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初次收入分配和二次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千方百计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在李德栋看来，涨工资不能只靠企业主动，还要发挥工人的主动性。“新年又开始了，希望有关部门可以提供更多职业培训，让进城务工人员掌握更多‘值钱’的技能，找到更高收入的工作，避免涨工资成为空谈，这会来得更实在。”

　　新常态下，农村仍是扩大消费的“富矿”。撬动农村市场，关键是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释放消费潜力，让农村消费活起来。四川眉山东坡区大定桥村村民何晓英盼了又盼——

　　农民手头何时更宽裕

　　何晓英是四川眉山市东坡区大定桥村9组的村民。从2000年到2014年，何晓英的收入渠道发生了3次变化，收入水平却没有实现“三级跳”。

　　十几年前，何晓英在广州打工，后来又返乡务农。去年秋天，她瞅准机会，和村民成立了草莓合作社。“以前在城里打工的时候，每个月能挣4000元，现在成立了合作社，只有投入，还没有产出。”

　　“从城里返乡，正是看准了国家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等政策利好，为了能有更多收入、过上更好的生活啊！”何晓英说。

　　从统计数据看，2014年前三季度，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8527元，实际增长9.7%，不仅跑赢了CPI涨幅，更是跑赢了GDP增速。但在何晓英看来，增加收入的道路并没有那么顺畅。

　　何晓英说，农业生产见效慢，成立草莓合作社后一直在投入，申请贷款批不下来，启动资金全是找亲戚朋友借来的。合作社刚成立，何晓英就在农田水利设施上吃了大亏。本来在地里培育草莓苗，但是接连下雨，田里的水排不出去，最后100亩的苗只成活了30亩。“30亩的草莓即使都卖完了，也补不了70亩的损失。”何晓英叹着气说。

　　后来，合作社想发展新品种，又吃了对方的亏。“供应商在外地，要求先打款再发货。由于时间紧，我们只好把四处借来的7万多元汇给了对方。但收到草莓苗后，我们傻了眼，由于温度太高，一些苗已经死掉了。”

　　“生产投入一直大于收入，生活上也不敢追求什么消费，每个月想的都是租用工人的工资怎么办，借亲戚朋友的钱怎么还。”何晓英说，“去年最满意的消费是买了一个微波炉。平时忙起来顾不上做饭，现在用微波炉加热一下，感觉方便了不少。”

　　“收入比以前在城里打工时少了，但我心里感觉还是有奔头的。赶上了好政策，合作社经营得到政府支持，也许很快就能有收入进账了。”何晓英说。

　　新常态下，农村仍是扩大消费的“富矿”。作为消费市场的一片“蓝海”，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广阔，挖掘农民这个最大群体的消费潜力，可以更好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撬动农村市场，关键在于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

　　如今，电商在农村的“跑马圈地”已如火如荼，农村流通市场、消费市场也将呈现出更多新景象。展望新一年，何晓英说：“最希望草莓大棚的生产走上正轨。手头宽裕了，我才能舒舒坦坦地消费。”

　　看看哪里的收入高（链接）

　　去年前三季度，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达到了24312元；北京第二，为21635元

　　根据各地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2014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959元，同比名义增长9.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1%。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广东、天津、福建7省市的城镇居民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从收入数额来分析，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达到了24312元；北京排第二，为21635元；浙江位列第三，为20937元，这三地也是全国仅有的三个收入突破2万元大关的地区。

　　从收入同比增幅来看，新疆、青海、贵州、江西、甘肃、湖北、吉林、广西、湖南、安徽、陕西、福建、辽宁、内蒙古、四川、河南等16个省份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超过了全国水平。重庆则与全国水平持平。其中，新疆增幅最高，达到了11.5%，其次是青海，为11%，贵州和江西两省增幅同为10.1%，并列增幅第三位。宁夏增幅最低，仅为8.1%。

　　另据广州南方人才市场2014年底发布的调查报告，2014年广东318个职业薪酬平均涨幅为4%。其中深圳平均月薪达7261元，居首位，排在第二位的广州平均月薪为6830元，佛山由上年的第六位跃居第三位，平均月薪6082元；中山、珠海、潮汕地区平均月薪分别为5654元、5633元、4966元。

　　（尚文整理）

　　莫把“平均数”当成“大多数”

　　又到新年，乡下的四叔每天都在忙着赶集卖苹果。我问他：“收获时为啥不一次性卖给苹果贩子？这样多省心！”四叔说：“贩子给的价钱低，留着自己卖，能多卖些钱。到了年底，手头能宽裕些。”

　　这几年，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年年增是事实，但城乡、行业、区域间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农民和城市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慢，挣钱不容易，也是事实。

　　有数据显示， 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达到1.8万元，比2005年增加1万多元。2014年前三季度，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852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044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仍达2.59。

　　在统计学中，平均数是表示一组数据集中趋势的量数，它不能完全代表真实情况。广大中低收入人群达不到平均数，更凸现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分配的不公。曾有人戏言，“张家有财1000万，9个邻居穷光蛋，平均下来人人100万”，正是反映了平均数的不真实。

　　比如，在某乡、某村，人均收入可能达到几万元，户均种植果树几百株、饲养牛羊几十头……这样的数据，可是“成绩斐然”。但是，细察平均数背后的“真相”，结果往往令人吃惊：这些数据可能只是几个大户的成果，刨去大户，人均收入水平不高，果树、牛羊有限，就藏不住了。

　　同样在城市，在相对较高的“平均数”下，收入水平也总是高低不平，消费能力差别很大：有些人为了省几元钱宁愿在超市特价蔬菜摊前排长队，有些人为了新款名牌包、“限量版”手表不惜豪掷千金。这种反差，是收入结构复杂现状的写照。

　　真正的民生冷暖，并不能完全用平均数来衡量。对收入来说，“平均数”只是参考值，“每一个”才是重点。必须认真分析研究这些平均数背后的实情，不要迷失在平均数的陷阱里。

　　近年来，“缩小收入差距”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经济换挡减速、财政收入也转入低增长，如何更有效保障改善民生、让中低收入人群的腰包尽快鼓起来，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新挑战。

　　新常态需要新思维，惠民生要“多些雪中送炭”，强调“精准发力”，“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实现这个目标，就应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力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在GDP增速放缓、经济结构转型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就业保障，使居民收入增速不仅比得上GDP，更要跑得赢CPI。让收入水平整体倍增的过程，变成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减收入差距的过程，使中低收入者增收“多一些”“快一些”，这是老百姓最希望看到的。（杜海涛）

　　延伸阅读：改革收入分配是扩大消费的前提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

　　中国未来发展能否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能否重启未来发展新动力，都系于分配改革。2015年应抓住契机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相关改革，包括抓紧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有关工作，更好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差距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

　　收入分配不公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要增加居民收入，使居民有能力消费。一是大力发展就业岗位创造能力强的服务业，推进人本城镇化，增加就业，提高家庭总收入。二是推进相关改革，使居民敢于消费。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着力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收入增加，选择商品时价格往往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而是更注重多样化、个性化选择。但应该看到，增加居民收入是提升消费能力的首要前提。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初次收入分配和二次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缩小贫富差距，让居民有能力消费。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所长张长春：

　　多数居民家庭不会依据消费储蓄结构合理与否，来安排家庭的消费和储蓄，而会依据家庭收入特别是持久性收入增长没有、增长了多少，来选择消费多少、储蓄多少。保持居民家庭收入特别是持久性收入较快增长，既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也是有效扩大消费、调整消费储蓄结构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