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客户端北京10月25日电(记者 上官云)在81岁的年纪，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的？对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樊锦诗而言，是依然忙碌的生活：虽已退休，却仍在为敦煌四处奔走。

她大学毕业后，服从国家分配，来到大西北，从此与敦煌莫高窟结缘，守护着这座古典文化艺术宝库，大半个世纪再未离开。

一生择一事，一事终一生，这就是樊锦诗的真实写照。

2004年8月，樊锦诗在莫高窟第272窟考察现场。敦煌研究院供图

实习的小姑娘：敦煌我看够了，也不想再来

敦煌定若远，一信动经年。

1962年，正在北京大学就读的樊锦诗，按学校的安排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那时，她24岁，还没想到此后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都会跟它结缘。

第一次来敦煌，樊锦诗被壁画和石窟的美震惊了，在那个仿佛童话一般的艺术世界里，所有的语言似乎变得平淡无奇，她感叹到只剩下几个词反复使用，“太好了！太美了！”

相较洞窟内的美，洞窟外的生活却判若两样。漫漫黄沙中，住的是破房子、土炕，水是苦的，没有电灯，想买瓜子，可连瓜子皮都见不着。樊锦诗很难想到，会有条件如此艰苦的地方。

想进洞窟，往往还要爬一种“蜈蚣梯”：在一根木头上打上眼，插上很多短木棍。走在上面，颤颤巍巍叫人十分害怕。

可是，尽管条件艰苦，那里却拥有一大批优秀的学者、艺术家。常书鸿是留法的著名画家，段文杰也是知名学者……年轻的樊锦诗并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甘愿留下，“洞里是好，这个地方怎么待？”

资料图：莫高窟。王斌银 摄

由于水土不服，实习期没满她就生病了，不得不提前返校。走的时候，樊锦诗心里觉得，“敦煌我看够了，因为我过去想来看，终于看着了，我也不想再来。”

报效祖国，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然而，一年后，樊锦诗拿着毕业分配书，又来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之前，父亲曾十分担忧她瘦弱的身体，写了一封信叫她转交给校领导，换个工作地方。

樊锦诗拒绝了父亲的好意，不肯这样做。在那个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而且，当她再一次看到那些石窟时，也被深深地打动了，“原来那么破的一个地方，经过常先生、段先生，他们也没有钱，就这样白手起家初步做了整理，已经不是一个破烂的地方了。”

樊锦诗留了下来，“去了之后觉得这是艺术，我怎么一点也不懂？不懂怎么去管敦煌呢，所以要跟段文杰他们学习，慢慢懂了一点皮毛。”

因为是南方人，个子又小，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里的老先生们就叫她小樊，“他们非常爱护我，给我非常温暖的感觉。”

“受老先生的影响，我也看一些书，也进洞看，越看越觉得敦煌太重要了。”她终于理解了那些老先生，“敦煌跟他们自己的身心连在一起了，所以稳稳当当在这儿待着一直不动。”

2011年8月，樊锦诗检查加固后的莫高窟北区洞窟。敦煌研究院供图

从此，樊锦诗一头扎进了繁忙的工作中，决心用自己所学的专业，好好为敦煌做点事情。

想尽办法为珍宝“续命”

1998年，当年的“小樊”变成了樊院长——樊锦诗受命担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只要对文物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在樊锦诗眼中，敦煌确实了不起，“一千年的古代艺术家的创造，他们默默无闻，给我们留下这么内容丰富的一份遗产，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石窟、壁画，总会慢慢衰老。她想尽办法给那些珍宝“续命”。1999年开始，来敦煌的游客们多了，樊锦诗既高兴又担忧，因为“洞子看坏了绝对不行，不让游客看也不行。”

“人一进去，我们用仪器测的，整个的二氧化碳、湿度、温度全变了。”樊锦诗用手比划着洞窟的大小，“就算是中等洞，还有这么小的洞。博物馆是把文物从库房请出来展示，实际上我们开放的是文物库房，大家明白不明白？我当然着急啊。”

她四处奔走，提出要“限流”。樊锦诗和同事们在参观洞窟的路线、洞窟开放的条件等方面，制定了详细标准，改变了以往单一参观洞窟的模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我们作为一个成功案例，向全世界推广。”

樊锦诗更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构想，包括要为莫高窟建立数字档案，将洞窟、壁画、彩塑，以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等等。

资料图：樊锦诗用紫外线灯在454窟调查壁画题记。敦煌研究院供图

经过十多年努力，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观众可以在线欣赏30个经典洞窑的高清图像，全景漫游这座古典艺术宝库。

由此，它们在另一种意义上得到了“永生”。那一年，樊锦诗78岁。

“给敦煌做点事，是一个文物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在敦煌五十多年，樊锦诗走遍了大大小小735个洞窟，看遍了每一寸壁画、彩塑。她主持的《敦煌石窟考古全集》亦得到饶宗颐由衷赞叹“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

2015年3月，樊锦诗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她选择留在敦煌，依旧忙着那些与文物保护有关的事情。

如今，虽然各种荣誉加身，但在许多讲座中，樊锦诗面对着不同身份的人，经常提及的都是敦煌研究院那些老前辈，以及心爱的莫高窟，却很少长篇大论谈自己。

资料图：樊锦诗。译林出版社供图

即便在她的新书《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的发布会上，依然如此。那一天，当身材瘦弱的樊锦诗步入会场时，人群中瞬间爆发出雷鸣般地掌声，来迎接这位“敦煌的女儿”。

身处西北许久，樊锦诗的一口吴侬软语早带上了些许爽利硬朗，“我给敦煌做点事情，也是一个文物工作者、敦煌遗产守护人应尽的职责。”“没有什么多说的。”

她感谢国家、领导乃至同事等人对自己的支持，“实际上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没有大家支持好多事情都是做不了的。”

她就是这样一个倔强可爱的老太太，一位简单到近乎纯粹的学者。樊锦诗觉得，钱够用就好，她第一次买房已年过60，还管兄弟姐妹借了钱。名利对她来说不过是过眼云烟，“要计较得失，我早就离开敦煌了。”

是啊，大漠戈壁中，一待就是半个多世纪，不为名不为利，为什么？

在她写给北大新生的一封信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我几乎天天围着敦煌石窟转，不觉寂寞，不觉遗憾，因为值得。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