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志英 （资料图片）

卢志英，1905年出生在山东昌邑一个普通农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将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解放区，其中最精彩的就是拿到了蒋介石对苏区围剿的“铁桶计划”，使红军突破重围，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剿共模范”参了会，“铁桶计划”送瑞金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密谋“剿共方略”。但他万万没想到，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这个计划就到了共产党的手上。被蒋介石特批参加会议的德安专区保安司令莫雄，在会议一结束就带着会议文件回到专署保安司令部。全部文件约三四斤重，莫雄把文件全部交给了时任上校主任参谋兼清乡委员长的卢志英。

按照职务，莫雄本不够级别与会。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关键，在于他有卢志英等导演的“剿共模范”背景，所以蒋介石给予了特殊的礼遇。据之后莫雄回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几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

这个“铁桶围剿”计划，由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汉斯·冯·赛克特提出，旨在彻底剿灭中央红军。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集结150万大军，以瑞金为圆心，在半径150公里范围内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各参战部队在指定的某一天合拢包围苏区。为防止红军突围，该计划还准备了无数地雷阵、铁丝网、碉堡线和大量美国军用卡车。

文件拿到后，卢志英、刘哑佛和项与年先迅速发特急电报给瑞金，并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要点抄到四本四角号码字典内，直到天色发白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决定由会讲客家话的项与年送往苏区。克服重重困难，这份“关系到革命全局”的情报终于交到周恩来手里。

周恩来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立即将四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进行分析研究。10月10日中央发布了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中央红军按“铁桶计划”的提示，实行战略大转移，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日军司令是“知音”，“情报工厂”设闹市

抗日战争爆发后，卢志英被调回上海，开展对日军的情报工作。

为了结交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卢志英投其所好搞了个 “中日琴弦演艺共赏会”。此后，卢志英经常携带二胡出入保岛官邸，与保岛切磋琴艺。就这样，卢志英成为保岛难得的“知音”。

1938年2月，在被日军划为禁区的提篮桥监狱斜对面开了一家沪丰面包厂，其厂长“周育生”就是卢志英。表面上是为了解决国际难民的口粮，实际上厂里送面包的工人是地下党员，专门收集虹口一带的军事情报。卢志英还通过朋友在大世界等闹市区开设“大中华咖啡馆”“唐拾义药厂”“金龙三轮车制造厂”，作为秘密联络站。

1939年后，卢志英离开上海，化名周至堃，奉命在沪浙一带发动、组织抗日游击队。1942年1月，刘少奇亲自同卢志英谈话，布置他重返上海开展情报、策反和采购军需物资工作。

很快，卢志英回到上海，以在外经商失败、回沪重操旧业为由，去拜访久违的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从保岛口中，卢志英得知日军将对苏中地区进行“清乡”，他设法及时报告了新四军领导人粟裕，使其早做应变部署。

为了进一步获取日伪情报，卢志英通过“山东同乡会”，认识了一批汪伪军警界上层人物。既探听他们搜捕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情报，了解国民党投降派与汪伪政府的秘密交易，又利用他们作掩护，以经商为名，给抗日根据地输送物资。粟裕曾三过长江，其中有两次都是卢志英为其提供了日伪军的重要情报。

成团进了“肃委会”，巧踏敌特“两只船”

1946年深秋，宋美龄与蒋经国来到上海，为蒋介石全面打内战奔走效劳。一天，他们来到黄浦江防视察，周围活跃着一帮持枪的便衣，牢牢地把着警戒线，仔细盘查过往的行人，“便衣”竟是卢志英和他的战友们。

原来，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在上海立马进行了一场“肃奸活动”，还成立了“肃委会”，表面上要清除“日奸”，实际上意在铲除共产党。而 “肃委会”副主任就是赣北特务头子、康泽的副官郑少石。

卢志英当年曾是康泽的座上宾，郑少石与其称兄道弟。卢志英马上联系上了郑少石，取得其信任。不几天，在郑少石的竭力保举下，卢志英带着一帮“汉奸”兄弟走马上任了。

在沪东敌特情报机关和警察局里，从科长、行动组长、机要员到秘书，都有卢志英的人。担任中统上海沪东区副主任后，卢志英又有意将中统的秘密泄露给了军统。戴笠知道后，私下与卢志英拉上了关系。这样，卢志英又当上了军统的情报员。脚踏中统、军统“两只船”，卢志英不断地从敌人两个系统中探取情报，整个沪东敌特机关基本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

1947年3月，因叛徒张莲舫出卖，卢志英不幸于上海被捕，妻儿也相继入狱。就义前十几天，卢志英托人给提前出狱的夫人张育民一件大衣，领子里密缝着几页揉皱了的纸，上面写满了革命诗篇。在纸的反面，还用铅笔写了“胜利在望，死而无怨”八个大字。1948年12月27日，在革命即将胜利之时，卢志英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