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又来了个电话。”每次见到盛弘，“忙”是她的常态，手机电话、微信的震动声总不时响起。

作为一个有1.6万名境外人士、居民总数超过3.3万人的大型国际社区的“大管家”，盛弘说，她每天的第一句“早安”和最后一句“晚安”，都是微信里的居民们发给她的，“被人放在心上的感觉真好”。

盛弘担任党总支第一书记的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荣华居民区，居住着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让这个“小小联合国”的人们能凝聚起力量和人心，谈何容易。盛弘也坦言，没有捷径与巧劲，想要“被人放在心上”首先就是“把别人放在心上”。

从“Wendy”到“书记”的转变

作为国际社区的第一书记，盛弘的名片上中文名字下面就印着她曾经的英文名“Wendy”。十多年前，“Wendy”还是外企的总裁助理。如今，盛弘已在基层居民区扎根近10年，高跟鞋虽已不常穿起，但一口流利的中英文“无缝衔接”成了她的日常。

从“Wendy”到“书记”，这场转变并不简单。

盛弘说，“门难进、话难说、事难办”是她刚刚来到荣华居民区面临的最大难题。她想，既然“进不去”，那就“请出来”。于是，居民区组建了“古北市民议事厅”，将社区里热爱公益事业、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中外居民代表聚到一起，对社区里大大小小的事情进行讨论。

日本家庭主妇分享垃圾分类的经验、来自菲律宾的议事员对共享单车的停放提出建议、上海高校退休的教师夫妇对老年助餐点的菜品提出改进意见……小小的议事厅里仿佛在开迷你“联合国会议”，盛弘坐在当中，不停切换语言模式，把居民们提出的点子一一记到本子上。

逐渐地，“Wendy”真的就变成了“书记”。“有近一半居民来自境外，以前他们总习惯称呼我为‘Wendy’。但是现在好像没什么人叫我‘Wendy’了，哪怕中文说得不好，他们也知道我是‘书记’。通过我们社区治理的这个小窗口，越来越多的境外人士开始认识中国共产党，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盛弘说。

大到国法、小到标牌的认真

住在荣华居民区的居民常说，社区里有一趟“立法直通车”，因为居民区内的古北市民中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2015年在全国设立的四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在这里，有整整一面墙的文件记录了立法联系点为国家立法“挑刺”的经历：“民法典草案规定禁止结婚的情形应在限制范围上再做考量”“建议加大对野生动物保护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建议强化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

截至目前，这个全国人大立法联系点共听取了55部法律草案意见，上报建议1001条，其中92条已经被采纳。“立法变得更接地气了，我们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自豪感更强了。”这是“立法直通车”的参与群众心中最强烈的感触。

“这辆‘直通车’，也让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刻内涵贯穿于居民区的基层治理当中，不仅是为国法提建议，哪怕是身边小小的标牌，居民们也都深度参与。”盛弘说。

前不久，不少居民提出要在社区里设立一些文明养狗的标牌，但这个标牌到底应该是方的还是圆的？标牌中卡通小狗的嘴巴应该是张着还是闭着？标牌应该放在哪些地方？……针对这些问题，盛弘和同事们在业主群、街坊群里征集了居民们的广泛意见，最后还找到外籍居民帮忙把关标牌中其他语种翻译的准确性。

“牌子竖起来之后，居民们的成就感特别强，因为他们深度参与其中。”盛弘说，“基层无小事，我们不怕事情做得慢一点，希望通过这个人人参与的过程，让居民们对基层治理的认同感慢慢累积起来，渐渐凝聚起共识。”

无论年龄与国籍的融合

“越是不同，就越有融合的意义。”盛弘在荣华居民区开展工作，一大法宝就是“融合”。

荣华居民区“国际范儿”的另一面是老龄化，这些年来，居民区持续深化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用15分钟养老服务网络，兜住老年群体最密集的日常需求，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专业、多样的养老服务。

“今年街道的老年助餐点又变多了，不仅能在大食堂吃，还能要求送到家里，不仅有多个口味的套餐可以选，若是牙口不好，饭还能软一点。”71岁的黄丽芬说，“社区里的工作人员都很年轻，但总记得带着我们这些老家伙一起玩，真的感觉自己是在被社会尊重。”

市民中心的昆曲教室是外籍居民最喜欢去的地方，“很多外国人学习昆曲之后跟我说，原来中国也有一位和莎士比亚齐名的戏剧家——汤显祖，中国的戏曲文化实在是太迷人了。”盛弘说，像这样的文化融合活动在社区里还有很多，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人们通过这些活动聚在一起，不断融入国际社区大家庭。

当初，刚刚踏足国际社区时处处碰壁的盛弘，肯定想不到，有一天会有很多外籍志愿者成为她的好帮手，配合她攻克国际社区的防疫难题，街区的商铺成立共治委员会“抱团取暖”走过经营“寒冬”，居民区外籍人士新冠肺炎疫苗的注射进度以“37天一万针”的速度推进……“小小联合国”的“大管家”，如今走进了居民的“心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