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有媒体发表题为《困在“第一学历”的年轻人：打破那面隐形的墙》的文章，冲上热搜，再次引发公众关于“第一学历歧视”的关注。

“第一学历是我的伤疤。”报道中，即将从北京某985高校研究生毕业的求职者李敏（化名），在连续被几家心仪的企业拒之门外后，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鲜见。

2021年，就曾出现过“北大博导遭大四学生发帖嫌弃”的事，而嫌弃的点竟然在于该博导硕士毕业于“双非”院校，而本科“还是XX学院”。

在今年金秋招聘季中，也有不少求职者面临类似困境，直言“第一学历”成了找工作的“绊脚石”。

现实中，不少用人单位将“第一学历”设为隐形门槛。这种暗含着“一考定终身”的理念，将学历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本质上是一种忽视了求职者本身的差异性和能动性的刻板审判，折射出用人单位赤裸裸的标签化偏见，以及人才评价标准的僵化和形式主义。

诚然，一方面，高考成绩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一个人的能力如何；另一方面，当用人单位难以在面试中直接了解求职者的能力时，会倾向于用学历来快速且低成本地筛选出求职者。

但早在2021年9月，教育部就已公开回复称，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

▲2023国家公务员考试进行公共科目考试，图为考生进入北京一考点。（图源：新京报）

既然本不存在“第一学历”之说，那为何又被不少用人单位视为人才招聘时的“金科玉律”呢？“第一学历歧视”为何屡屡成为热门话题，引发广泛关注呢？

这里面既有硕博毕业生人数大幅增长，“学历内卷”愈发严重，也有就业市场供大于求，使得招聘门槛“水涨船高”等原因，滋长了“第一学历”情结。

从求职者层面出发，当“第一学历”被过度重视，18岁的一场考试成绩就可能成为一生擦之不去的烙印时，这不仅有违就业公平，也是一种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从用人单位层面出发，“粗糙”的简历挑选过程，可能会错失真正的人才。

而从整个社会层面出发，这难免会进一步渲染高考“一考定终身”这类错误决定论认知，使得“唯名校”“唯学历”等固有观念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不断扎根，并传导到教育链上游，造成过度的“鸡娃”和内卷，增加家长和孩子甚至社会面的压力和焦虑。

▲重庆的高中生在上课。（图源：新华社）

“第一学历歧视”的不良影响人所共知，要真正破解“第一学历歧视”，避免反复、循环出现，观潮君认为，既需要“长牙”“带电”的法律保护，也需要遭遇歧视者有更强的维权意识，同时行政力量应有更大作为。

推动法律更健全。有法律专家指出，在反就业歧视方面，法律存在不足。

我国就业促进法第二十六条虽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实施就业歧视，并在第六十二条指出“实施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这些只是原则性规定，缺乏对就业歧视内涵、性质、判断标准、法律责任等内容进行明确而细致的规定，现实中很难操作执行，约束力有限。

因此，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条款，是应武装的“重要牙齿”。

求职者需自我“觉醒”。媒体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社会大众和求职者对就业歧视呈现出极大的容忍度，即便受到“第一学历歧视”也选择息事宁人，主动维权者甚少。劳动者越沉默，用人单位则越无所顾忌。

不可否认，打官司费时又耗力，但如果大家只是网上吐吐槽而已，没有谁能真正站出来大胆维权，就无法形成就业权益被侵害者的“反制力”。

对“市场失灵”及时出手。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就业歧视”，其中包括“学历歧视”，体现了国家对就业公平的重视。

因为人才市场目前属于“买方”市场，要靠市场的“手”来消除“第一学历歧视”，现阶段恐很难做到。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需要行政力量“出手”。

比如，有人建议在反就业歧视领域推广公益诉讼制度，由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或提起公益诉讼；还比如，可利用“市长的手”，加大对“第一学历歧视”等就业歧视的查处力度，让违法者承担更大的违法成本，等等，都是纠正“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