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众怒的涉事警察德雷克·肖万，能否最终被定罪，仍然不得而知。事实上，在过去数年时间里，美国发生了多起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非洲裔公民死亡的事件，而涉事警察大多没有得到法律的制裁。

根据《纽约时报》公布的数据，从2013年至2019年，每年都有至少1000名美国人死于警察暴力执法。尽管如此，因过度使用武力而被定罪的警察却极少。美国“警察暴力执法地图”组织称，从2013到2019年，99%的执法致死案件没有人被定罪。

联合国非洲裔问题专家工作组主席松加三世曾发表声明表示，美国警察对非裔美国人过度使用武力的现象之所以经常发生，就是因为“缺少对此类杀人事件涉事者的问责”。

说到暴力执法，就不得不说美国警察系统的特点之一—军事化。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中规定，军方可以将剩余的武器装备分配给地方，但仅限于禁毒。到了1997年，允许使用武器装备的范畴扩展至反恐等所有执法领域。

此外，美媒发现不光是装备，就连美国警察的训练课程也是偏向于使用暴力，而非处理危机。

根据美国司法部网站公布的最新版美国警察训练课程，使用武器和自我防卫占据了绝大多数的课时，分别是70小时和60小时，而危机解决的课时由于太少甚至没有显示在图表中，另据美国Vox新闻网的调查，美国警察训练课程中，危机解决只有8个小时的课时。

在警察暴力执法问题背后，法制土壤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了公民的自卫权，后者能够合法持有致命枪械，这在客观上导致警察在工作时有很大的危险性，给予他们用武力自卫以正当的理由。

根据国会在1871年通过的《民权法》，公民有权对侵犯其宪法权利的警察提起诉讼。但在一百多年后，最高法院裁定，如果警察的行为没有违反“明确规定”（clearly established）的权利，那么他们就能获得有限豁免。换句话说，只要之前法院未有裁定警察违宪行为的先例，那么同行们的类似违宪行为仍然可免于诉讼。

这项有关“明确确立权利”的原则，并未在《民权法》或《美国法典》中体现，却一直有效。去年一名乔治亚州警察在试图射杀一只宠物狗时误杀了一名10岁男孩，就因为受“有限豁免”原则保护而免于被起诉。

数据显示，美国的拘捕率远高于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而在那些被逮捕人当中，美国黑人更有可能遭受暴力执法。根据2016年发表在《美国健康杂志》上的一项研究，黑人男性被警察干预致死的可能性比白人男性高出近三倍。

舆论认为，美国种族歧视背后存在着政府的长期缺位，改革难以推进。即使没有致死悲剧，暴力执法、过度执法，以及在执法过程中针对少数族裔的过分罪行化、动辄监禁等问题，都令美国的所谓“民主”“人权”锈迹斑斑。忽视种族问题，放任司法不公，美国只能在“枪杀－抗议”的怪圈中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