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纪委作出一份关于吉寿坚桑等人违反工作纪律的通报。通报称，2020年6月29日下午14时，吉寿坚桑在个人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与工作无关的动态。14时至17时40分，先后有7名公职人员在上班时间对该条动态进行点赞或评论，吉寿坚桑在14时22分、14时55分对相关评论进行了回复。以上公职人员因为“在上班期间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情”，违反了工作纪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

这个消息在网上传开后，引发了广泛讨论与争议。截至3日下午17时，相关话题阅读量迅速突破700万。支持者认为公职人员吃的是公家粮，理应高标准严要求，而且当地只是抓个典型进行作风整顿。

有媒体刊文称，马边县此次对于“工作时间发朋友圈”的处理并非偶然。在吉寿坚桑工作时间发朋友圈当天，马边县委书记在县委常委会会议上强调，要加大对迟到早退、无故脱岗、上班时间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等突出问题的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加大对纪律作风情况的督查暗访力度，对纪律作风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反对者认为，发个朋友圈并不耽误什么事，点个赞、留个言也牵扯不了多大精力，这点事断然没到需要问责的地步；并质疑这是矫枉过正的表现。

公众号“墩墩舆情课”认为，工作和生活本身就密不可分，强调工作不等于要将工作与日常生活、同事社交人为割裂，造成“非此即彼”“有你没我”的对立局面，这样的问责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观潮君认为，我们必须善意地理解纪委的处分，可以理解为对部分干部职工上班发朋友圈、看朋友圈，所折射出的一种工作自由散漫状态的阻止，以防止这种状态的持续与蔓延。但观潮君也同时认为，这样的通报问责，在舆论上常常事与愿违。你“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别人则“貌恭而心不服”，起不到“问责一个，教育一片”的正向作用。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只要公职人员不是发表有害信息、错误言论，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当好互联网时代党的宣传员的一种表现，不但不能问责，在一定程度上还要鼓励。

观潮君注意到，近年来“乱问责”现象越来越受舆论关注，主管部门对问责情形的规范也上升到了全新高度：2016年，山西省24名教师假期自费聚餐，被纪委通报批评；2018年，安徽省全椒县农村公路局扶贫干部张某，在省脱贫攻坚巡查期间因晚间洗澡未接巡视组电话被处分……这些事件在引发舆论关注和普遍批评后，当地均撤销了处分。就在去年，中纪委对“凑数式”问责、“看人下菜式”问责、“一刀切式”问责等一大批“乱问责”现象进行了痛批，要求对此类乱象严肃处理。

此次四川马边县的问责行为，可以说就是一起典型的“泛化问责”事件。严肃工作纪律，改善工作作风，固然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为民服务水平，营造干事创业氛围的一种现实要求，但要求一个人在工作时间内每分每秒的行为都与工作有关，也是不符合现实的。因为人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并不像机器，按下开关就能满负荷运转。否则，我们也无须讲劳逸结合，做一个不停转的陀螺就行了。

因此，对那几个干部的问责，是道德完美主义倾向，既不符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之道，也容易引发问责的泛化和简单化。这种简单化本质上就是问责的形式主义。如果发朋友圈，在朋友圈点赞、留言都要被问责，那么上班期间如果接了与工作无关的电话，做了一点与工作无关的事情，是否都要被问责？如何做到一碗水端平呢？

这种问责的泛化还容易让公职人员陷入动辄得咎和进退失据的境地。这不仅不利于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而且容易产生“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不满心理，不利于他们轻装上阵、担当作为。

同时，如此机械式问责可能给当地公职人员带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不良效应。很多干部从此可能会不敢发朋友圈，不敢在朋友圈点赞、留言，害怕贻人口实。特别是，在此次被问责的干部中，有一名是乡镇的宣传委员。宣传委员的职责就是做好宣传，了解民意，这无疑需要在网上浏览大量的信息。

如今是自媒体、融媒体时代，朋友圈无疑已是舆论宣传的一块重要阵地。你不去宣传和占领，别人就会去占领。这样的时代趋势下，不光是宣传委员，全体党员干部都应成为党的宣传员，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正能量。如果因为问责导致广大干部不敢发朋友圈，不敢理直气壮地对错误言论进行斗争，那么很可能造成全员沉默，将朋友圈这个到达力最强的舆论阵地拱手相让。无论如何，如此“泛化式问责”值得商榷。我们完全可以在拍拍肩膀、及时提醒、加强对绩效考核力度的前提下，不断提升全党的互联网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