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遵义，地处中国西南腹地，是中国西部的重镇之一。位于遵义老城区的子尹路96号，1935年1月，惨烈的“湘江战役”刚过去不久，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这场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周末，笔者重温了一部献礼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红色影片《遵义会议》，这部红色巨作讲述了遵义会议发生前后一段时期的重大革命历史故事，包括“苏区大撤退”“湘江之战”“遵义曙光”“飞跃大渡河”以及“陕北会师”五大片段。该片以战争的形式呈现，真实还原了红军长征路上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再现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全貌。

▲电影《遵义会议》海报。

万里长征阻重深，红军战士多壮举

影片中既有党的领导们在会议上就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进行的激烈博弈，又有红军一线战斗部队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向前等慷慨悲壮的场面。可以说，影片生动展现出那一时期党面临的重重困难和领导者当机立断的果敢作风，集中体现了红军战士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

湘江边红军队伍的急行军充满了强烈的紧张感，战士们顶着飞机轰炸与敌人的封锁进行突围，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迅速补上，枪声炮声响彻了山野，撼天动地，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江水；金山江畔流急坎陡，战士冒雨渡江，气壮山河；大渡河上，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熊熊火墙，攀着冰冷的锁链，踏着薄薄的木板，为抢夺泸定桥献出年轻的生命；将军岭上红军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宁死不屈、断肠取义，令人动容……

历史长河波涛汹涌，关键处往往只有几步。在长征初期，党和红军的领导权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军事上由李德做主。湘江血战五昼夜，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人锐减至3万人。湘江战役惨败后，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加。

而当务之急是解决红军战略进军的方向问题。在湖南通道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力主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得到多数人赞同。黎平会议上，毛泽东关于中央红军放弃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战略计划，改向黔北进军的正确战略主张被中央政治局会议采纳。

▲遵义会议会址。

实事求是辩真理，正革命航船方向

1935年1月7日，在占领遵义城后，国民党追兵一时没有追上来，中共中央领导层终于有了安定的环境可以认真思考、讨论中国革命和红军的未来。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敌人力量强大，为“左”倾错误辩解。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分析了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上实行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错误……其中尤以毛泽东的论述实事求是、鞭辟入里，一下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共鸣。

▲《遵义会议》剧照。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濒于绝境的危急关头，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深入分析了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党在政治组织上和军事战略战术上逐渐走向成熟。从此，中国的革命事业拨云见日，豁然开朗。

甩掉“拐杖”上下求索，走独立自主之道

遵义会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遵义会议前，党内尚未形成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党领导的红军屡次失利并几乎濒临绝境，中国革命屡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之所以转危为安、焕然一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党逐步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成熟的领导集体，自此开始了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历程。

在遵义，中国共产党甩掉共产国际的“拐杖”，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由此，中国共产党开始真正独立自主，闯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

▲电影《遵义会议》剧照。

由于中国革命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在与凶恶敌人搏斗中，遭遇困局、险境、危机是难以避免的。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86年前的那段苦难和辉煌。笔者深切地感受到，当时的每一步都生死攸关，每一场会议都是重大抉择，每一个决策都关乎历史方向。遵义会议，决定了一支军队的命运，一个党的命运以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如今，我们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曙光在前、前途光明。而发展过程中的挑战也接踵而至。为此，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和坚定，遵独立自主之道，行敢闯新路之义，这样才能科学应变、主动应变，不断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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